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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等5则

    姜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到下个世纪中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21世纪中叶,正是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的伟大历史时刻,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个历史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邓小平同志曾作出过关于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深远预见:“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解答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课题。我们党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历史进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进行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创造性地推进治国理政事业,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形成了相对于西方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为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成功经验。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现代化新路。我们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成功发展之路。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21世纪,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愿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世界更美好、让各国人民更幸福。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5月10日)

    侯惠勤:再辨“普世价值”的理论实质

    一是围绕“普世价值”的论争本质上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指向性,即在于聚焦西方宪改制度,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一些人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其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普世价值”试图以抽象人性论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但实质却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因为它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浓缩,并因而奠定了其制度的所谓道义基础。这个理念概括起来就是,资本主义是合乎人的天性的自然产生的社会制度,因而是不可抗拒和不可超越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抽象人性论是其保护色。三是“普世价值”把蛮横的“文化霸权”和落后的“冷战思维”冒充为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为其进行所谓的“价值观渗透”提供道义伪装。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了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5月19日)

    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